中国需要怎样的公共知识分子

2013-08-02 17:02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作者:黄莹莹 徐韵

核心提示: 虽然近期个别专家教授的出格言论引发舆论愤怒,但不能将抨击的矛头对准整个群体,舆论中“妖魔化”知识分子的倾向更是值得警惕。

邱炯插画

邱炯/插画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黄莹莹 实习记者 徐韵 发自北京

知识分子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群体,其言行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然而,近期因个别专家教授的出格言论引发舆论愤怒,导致知识分子的公众形象受损。比如,日前有清华大学的某教授在微博上说“强奸陪酒女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之前也有过专家教授类似的雷言雷语,如“老上访专业户99%以上精神有问题”、“农民的孩子最好不要上大学”等等,不断挑战社会道德底线,冒犯公众。

应当说,上述的例子只是少数、个例,不能将抨击的矛头对准整个群体,舆论中“妖魔化”知识分子的倾向更是值得警惕。但“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的效应确实令人遗憾。从反思与反省的角度,那些个案不时冒出,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内部生态正在发生某些不良的变化。

早在85年前,鲁迅在《革命咖啡店》中描写了彼时知识分子的不接地气:“或则高谈,或则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腾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远处是许许多多‘龌龊的农工大众’,他们喝着,想着,指导着,获得着,那是,倒也实在是‘理想的乐园’。”

此时,咖啡店变成了网络,中国的知识分子仍在或高谈,或沉思,指导着,获得着……

知识分子应坚持独立性

钱理群(人文学者,鲁迅研究专家)

公共知识分子应该为社会提供新的思想、新的理念、新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重建文化和价值理想,是历史的迫切要求,也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基本职责所在。知识分子要关心、思考、研究中国现实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学术发展的“问题”,提出、讨论解决中国问题的“主义”。

如果无法提出新的先进思想,起码要坚守一个信念,坚守常识,对社会的反常现象提出批判与质疑。此外,知识分子还可以参加实际操作,多做一些知识的传授、传播工作。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思想的创造力与想象力都已经衰退了,批判意识与功能也已经彻底丧失了,就连肯认真教书、写书的知识分子也越来越少了。

鲁迅有一个判断——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从来是官的帮忙和帮闲的。不是充当“帮闲文人”,就是充当“帮忙文人”。这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任何时候都没有独立过。到了现代,知识分子又多了两个危险:一是成为商人的帮忙和帮闲的。鲁迅早在《娜拉走后怎样》里就写道:“自由固然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二是成为大众的帮忙和帮闲的。我们要看到,即使是最好的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也是一个时代文化的平均数,如果完全沉迷于其中,为它所控制,那必然导致思想和文化的平庸化,以及批判锋芒和创造力的丧失。当然大众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群众基础,我们也不能对其采取简单的否定和拒绝的态度。

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和论争中,我对所谓“左右”双方的观点都有所认同,也都有所质疑。鲁迅说自己是“蝙蝠”——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我也愿意做当代思想文化学术界的“蝙蝠”,坚持以“我”为主,坚持自己的观点和一贯的基本立场,在坚守独立自主性的同时,也承认自己立场和观点的局限性,在和各种立场、观点的张力中获得自己的存在价值。

[责任编辑:韩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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